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机构，智库要为公共政策提供高质量服务，不但要有强大的思想生产能力，还要有强大的传播发声能力，包括研究成果和思想观点的政策性转化和社会化传播。思想生产和思想传播如同新型智库发展的两翼，共同对智库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作用。在当今传播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媒体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以深度见长的智库与以速度见长的媒体之间有了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良好契机，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智库成果的思想价值。
1、智库成果的思想属性与传播方式
智库是政策研究成果生产的集中地，主要靠思想力量影响决策者及社会各界。思想性、现实性是智库成果的重要特征，智库成果要想发挥咨政启民价值，离不开高效的传播手段。特别是那些针对当前问题提出建议的咨询报告、建议文章，“保鲜”时间比较短，对传播效率有着更高的要求。
智库研究成果的转化与传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政策性转化。智库成果进入公共政策议程后，以适宜形式内嵌到公共政策中，转化为党委政府的政策文件、法律制度，形成政策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内参形式报送的各类内部参阅件和领导批示具有重要作用。二是社会化传播。智库研究成果通过有效传播，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认，形成思想影响力。
可见，加强智库成果的大众化传播，既是新型智库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形式，也是影响公共政策的有效手段。对于一般智库来说，要摆脱神秘化色彩，处理好“小众”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促进智库成果广泛传播。
当前，智库成果的传播存在诸多不足。首先，一些智库观念滞后，大众化传播积极性不高。部分智库只热衷于报送内参，把领导批示作为决策咨询效果的第一或唯一指标，对于智库成果的社会化传播和社会效应关注不够。其次，智库成果经由传统媒体、学术载体传播的渠道不够通畅。传统媒体和学术期刊往往坚持既定标准，用稿周期也普遍较长，而智库成果的表述方式往往有别于传统论文，且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因而在传统媒体、学术期刊发表具有一定困难。最后，智库成果新媒体传播的势头较猛，但瓶颈依然突出。一方面，智库成果的新媒体传播呈现无序化、碎片化状态，集成能力差，整体效果还未充分显现。另一方面，在新媒体上发表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缺乏认定标准，难以进入当前评价体系，从而制约了智库专家参与积极性。
2、融媒体背景下智库成果传播路径的战略转换
新的媒体形态的不断涌现、媒体融合的发展大势，为智库成果传播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传统传播途径相比，新媒体在传播智库成果上具有独特优势：传播速度更迅速，载体容量更充裕，呈现形式更丰富，互动方式更灵活。可见，借助传统媒体、新媒体共同传播智库研究成果，有助于将智库的深度与媒体的广度结合起来，为智库成果及时找到“销路”，对公共政策产生更为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在推动智库成果融媒体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把握以下方面：
以思想性和深度为前提。智库的天职是出产研究成果，没有了思想深度，也就不能称为智库。智库与媒体合作，不仅仅是传播环节上的衔接，更体现在生产和转化环节上的联合。智库可以把研究成果的宣传推介作为整个运转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对待，但如果忽视了优质研究成果的生产，那么再成功的传播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此类智库也终将行之不远。
避免智库过度媒体化。当前智库界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智库媒体化”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智库在职能上趋同于媒体，而是指一些智库意识到宣传在整个生产链条中的作用越发重要，故而着力增强对接大众媒体、打造自媒体的技能和本领。在此过程中，要注意避免智库过度媒体化，“为传播而传播”，把主要精力用在“造势”上，以智库名义向社会兜售质量低下甚至不科学的研究报告。
做好话语体系转换。一般而言，智库面向决策者提供的决策咨询产品，更加注重对策性；面向社会公众传播的产品，更加注重思想性。前者主要关注“怎么做”，后者更多关注“为什么这样做”。要实现由内部私密化传播到外部社会化传播的转换，就不可缺少政治话语向社会话语的转换，这种转换既包括内容层面，也包括表达方式。
把好保密和意识形态关。一方面，智库特别是高端智库，旨在为国家战略服务，某些研究内容和成果需要严格保密。因此，公众传播时要加强内容甄别，把好保密关口，杜绝泄密。另一方面，要把好智库成果的意识形态关，严防违反国家政策法规、有损国家安全利益的传播。
3、融媒体时代推动智库成果社会化传播的思路与机制创新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着眼于壮大主流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发挥智库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的积极作用。鼓励智库运用大众媒体等多种手段，传播主流思想价值，集聚社会正能量”。这既强调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舆论引导、社会服务等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又明确了新型智库要善于运用大众媒体路径，在融媒体背景下做好智库成果传播和转化工作。对此，建议以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为抓手，推动融媒体时代智库成果的社会化传播。
强化新型智库的社会化传播意识，完善创新性、规范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在党管智库的前提下，加强对智库成果的统筹和调控，加强智库与决策部门的对接、与各类相关主体的良性互动，构建政府、学界、智库、媒体、社会公众相贯通的发展格局。逐步建立研究成果政府采购机制和对接平台，把供给端与需求端有效连接起来，形成多维的、适应网络社会需要的研究成果交换和评价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传播导向，坚持以质量为根本的传播理念，建立相应的审核和发布制度，规范智库类成果发布的程序、形式和渠道。
强化新型智库的专业化经营意识，构建去行政、扁平化的管理运行机制。一是推动智库组织形式社会化。推动形成更加灵活的运行机制，以更加前沿的思想理念和更加浓厚的创新氛围助推生产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实现更高的传播效率和更好的传播效果。要把握智库成果传播规律，设立媒体运营专员等，负责协调媒体关系，策划组织智库宣传活动。二是推动智库研究方向专业化。现代网络环境下，要处理好研究质量与传播效率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传播的便捷性与生产质量的高要求之间的矛盾，避免网络传播思维下智库成果的低水平重复。要针对低端产能严重过剩、高端产能严重不足问题，建立专业化、差别化、高质量的智库成果体系。三是推动智库人员构成多样化。作为思想生产的集中地，智库要有海纳百川的情怀，积极吸纳各类优秀人才加盟，特别是优秀的实际工作部门研究型人才、具有潜质的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和新闻采编人才。相对于从事一般新闻报道的记者，做深度调查和评论写作的从业者更容易向智库专家转型。
强化新型智库的双向驱动意识，形成全程化、立体化的智库成果服务体系。在融媒体时代，智库既要靠研究驱动，又要靠运营驱动，既要依靠智库成果在决策层产生内部影响力驱动，也要依靠智库成果的社会化传播产生外部影响力来驱动。智库影响公共政策，可以体现在制定前的决策咨询、制定中的方案讨论、出台后的政策解读，包括以第三方身份开展政策效果评估。要同时抓好智库研究与智库运营，把智库的运营链向两端延伸，增强前端吸引力、中端生产力、后端影响力，通过智库成果的丰富化、智库运营的专业化，形成复合传播、多元发展的格局。
特别要重视的是，随着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推进，决策者正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体来了解民意。有些合理化议题，遇到难以进入决策者视野、内部转化窗口关闭的情况，可通过社会化传播、社会舆论力量的撬动，引起决策者关注，从而进入政策议程。
强化新型智库与媒体良性互动意识，开辟便捷式、无缝化的合作共赢通道。智库可以生产充裕的研究成果，为媒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媒体可以凝聚大批智库专家，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并及时转化成果。发挥媒体与智库的各自优势，形成由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自媒体的完整传播链条。
媒体要更多地承担起传播智库成果的职责，建立多形态的专业化智库成果发布平台。有条件的纸质媒体，应加大对智库成果的支持力度，开辟智库成果或决策咨询专栏，部分期刊可以向智库转型，一方面为广大智库专家提供成果转化平台，一方面为决策者和社会公众提供更加聚焦的智库成果集中地。
新型智库发展，需要汇集并凝聚各领域具有家国情怀的专家学者。对于媒体而言，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和传播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记者要由采写新闻消息向深度报道转型，由以叙述事实见长向分析事理见长转型，为进行智库研究夯实基础。
强化智库研究成果集成的大数据意识，打造兼容传统与现代传播方式的评价体系。一是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型媒体相贯通的集成体系，让更多优秀成果以更快速度得以传播。二是打造智库研究成果数据库，坚持公益导向，在具有引领性、龙头性作用的媒体机构牵头下，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式合理构建。三是把评价与传播结合起来，以评价促进传播，让智库的优秀研究成果释放更多正能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智库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建立过程中，要坚持五个结合：第一，坚持数量与质量相结合，以质量为主的评价体系，引导智库研发高质量的成果。可运用大数据进行点击次数评价、阅读数量评价、阅读深度评价、阅读广度评价等，完善研究成果大众化传播的实时监测和质量评价机制。第二，坚持第三方评价、同行评价与用户、社会评价相结合，以用户、社会评价为主的评价体系。学术论文的评价以学术影响力作为主要指标，重点看引用量；智库成果的评价主要以政策影响力和思想影响力为指标，重点看对决策者和民众的影响度。因此，在智库评价中，同行评价的权重不宜太高，要确立以用户和读者为主的评价取向，打造思想理论界的“大众点评”。第三，坚持短期评价与长期评价相结合，更加注重长期效果的评价体系。思想理论产品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往往是潜移默化的，数据统计和评价的难度相对更大。评价智库成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少智库成果的效果显现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第四，坚持国内影响力评价和国际影响力评价相结合，推动更多高端智库致力于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增强中国智慧的境外传播力与全球影响力。第五，坚持智库评价、产品评价与区域评价相结合。可通过大数据，分析各个区域的思想理论素质指数，比如产出数、关注度、影响力、品牌化，绘制思想理论成果产出地图，进行区域思想理论创新力评价。
（作者：刘西忠，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江苏省社科联研究室主任；本文系“2017中国智库治理暨思想理论传播高峰论坛”征文二等奖作品）
.jpg)
